一旦聚焦于修身齐家的道德教化功能，势必忽视国学经典自身所涵容的文化、历史、思想、学术等诸多精要，造成对国学经典的片面解读。
论及国学经典，人们大都会引用鲁迅先生所说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作为经典读物编选的原则，但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这取舍之中的智慧，却不是简单的八个字所能理清的，它取决于我们如何界定和理解国学经典教育，如何在现代教育理念的烛照下去探索传统的现代性转化。
如果问及时下幼儿园和中小学国学教育的开展情况，常常能听到肯定而自豪的回答：我们那里的孩子都能背《弟子规》、《三字经》。不少学校也把感恩、孝道作为凝聚校园文化的核心，不仅在校规校训、环境建设上处处体现，而且还通过浓墨重彩的报告会、宣讲会，重申孝悌之义，礼赞传统规范，常常是讲到动情处，大人孩子泣涕涟涟，台上台下哭声一片。正因为有现实的需求和倡导，这类道德“经典”自然也就更为出版社所青睐，针对儿童设计的各种形式的读本广为流行，而由此引发的泛道德化倾向，也暴露出当前国学经典读物编选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所谓“泛道德化”，就是道德意识过度膨胀，成为评价体系中具有决定性的主导意识和话语，体现在国学经典教育中，则是“国学”成了“道德”的代名词，成为服务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而把“国学”与道德教育而且是传统道德教育画上等号，不仅给国学经典教育染上了浓重的功利色彩，而且导致了国学经典教育在资源选择和设计上的局限。一旦聚焦于修身齐家的道德教化功能，势必忽视国学经典自身所涵容的文化、历史、思想、学术等诸多精要，造成对国学经典的片面解读，正所谓道德障目，不见森林，而且过分专注于道德伦理层面，也会在资源的选择上带来盲目和偏差：只要是涉及此类内容的文本，便不分良莠一并收入。在2005年度、2006年度出版的众多面向儿童青少年的国学经典读本中，都不约而同地把被国学大师吕思勉称为无甚精义的《孝经》收入其中。从中不难看出编选者惟道德是举的标准，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难免又把传统的糟粕塞进了21世纪孩子的书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