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加坡庞大的新移民群体中的一员,在新加坡工作、生活了15年之后,洪澜对这里依然充满了喜爱,她会用阳光明媚、花园环境、秩序井然等来形容这个国家。
她的新加坡生活,伴随着新移民群体的迅速扩大、新移民融入当地生活的努力,以及新加坡经济的迅猛发展。当然,也见证了新移民群体与本地人的矛盾、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新加坡对移民政策的变更。
渴求高素质人才
洪澜的新加坡生活始自2000年,这一年,她在报上看到了新加坡招收华文老师的信息,正在上海一所高中任教的洪澜动了心,“想要到外面去看看”的念头挥之不去。
“那时网络用的还是54K的猫,申请表格是委托朋友从新加坡教育部拿回上海,填好后再由朋友‘人肉’送回到新加坡教育部的。”洪澜告诉《卓绝财经日报》记者。
经过新加坡教育部的审核和面试,洪澜拿着就业准证来到了新加坡。
就业准证是新加坡政府为了吸引外国的专业技术人才而发出的一种工作签证。在该计划下,申请者只要找到新加坡本地雇主,就可申请到就业准证,又分为EP、SP、WP不同类别,其中EP相对工资更高,申请永久居留权(PR)也更为容易。
新加坡在建国50年的时间里不断创造经济奇迹,并跃居发达经济体。这其中,大量移民功不可没。
新加坡大规模引入外国华人移民,主要基于两个因素,一是新加坡本土华人出生率在20世纪80年代后大规模下降。1985年的华人出生率为1.5%,2006年更是降到了1.11%,远不足以维持人口更替水平,而华人是新加坡的主体族群,出生率的下降也导致新加坡劳动力的迅速减少。
二是新加坡的人才立国战略。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国家,天然资源奇缺,因此一直鼓励资本密集型的金融和高科技产业发展,与此相配套的是确立人才立国战略。
厦门华侨博物院副院长谢美华撰文称,新加坡多年来一直奉行高素质人才的移民政策,既可解决因为低出生率而面临的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也可以为资本密集型的金融和高科技产业提供足够的高素质人才。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加坡不断提出吸引优质劳动力的计划。1977年推出国外人才居住计划,1997年时任总理吴作栋明确宣布新加坡的外来人才政策,范围包括技工、学者乃至企业负责人。
不断涌入的华人
中国大陆移民开始大规模进入新加坡,是在1990年中国与新加坡建交后。
因为要大力发展组屋,而新加坡自己培养的建筑类技术人员数量不足,于是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和一些民营的设计公司、建筑公司从1994年开始在中国大量招聘建筑设计人员、工地现场的施工管理人员、工程材料预制场的管理人员等。在上海从事设计工作的桓晓明,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于1994年来到了新加坡。
组屋是新加坡的一大特色,类似于中国的经济适用房,由政府投资修建,价格由政府统一规定,以低价出售或出租给中低收入阶层。目前,超过80%的新加坡公民住进了组屋。
桓晓明就在此时受聘到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工作,并在工作满两年后获得公司支持并递交了绿卡申请,在来到新加坡2年半后的1997年1月21日,桓晓明拿到了PR。
洪澜则是在工作4年后的2004年拿到PR,新加坡教育部给了永久合约后,洪澜跳槽到了现在的中学,是新加坡的一所特选学校,“包含初中和高中,新加坡叫直通车学校。”
谢美华撰文称,新加坡的移民政策非常有效,1970~1980年,新加坡接受的净移民数仅2.4万人,但在1980~2009年的30年间,新加坡接受的移民约为164万人,占2009年新加坡人口总数的近33%。谢美华估计这其中约130万是华人移民,主要来自马来西亚和中国。
这些移民包括了高端专业人才、留学生、普通技术人才移民、投资移民等。
新加坡的移民政策,往往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随时调整。比如桓晓明用2年半拿到PR,洪澜用4年。而在2006年,由于新加坡移民政策更为宽松,大量移民涌入新加坡,洪澜说,很多专业人才甚至在工作合约未到期前就拿到了PR。“我们当时是大约要2个工作合约后才能拿到PR。”洪澜说。
也就是从2006年起,洪澜发觉中文的使用明显多了起来,咖啡店、餐馆的小妹也都是中国人。在马路上等红灯的时候,洪澜都会觉得恍惚,因为满耳乡音,似乎身处中国。而2000年刚来新加坡的时候,外来移民还不是很多。
而在洪澜来到新加坡的2000年,因为经济形势不太好,新加坡的很多企业都选择不再和来自中国的就业者续约。桓晓明就是在这一年合同到期后没有拿到建屋发展局的续约,但因为已经拿到绿卡,他转而在其他公司就职。“那些没拿到绿卡的,因为没有工作合约,无法持有就业准证,就只能回国。”桓晓明说。
虽然已经拥有了永久居留权,但桓晓明并没有资格购买一手的组屋。1999年,桓晓明从二手组屋市场上购买了一套两室一厅,花费了12万新币。
“按照规定,新加坡公民可以购买两次一手组屋,也可以几年后将组屋在二手市场上卖掉获取增值收益。”而在获得PR前,移民只能租房或者桓晓明购买的这套组屋,按照同地段同规模的一手组屋相比,价格是翻倍的,但同样会比同地段同规模的商品房便宜30%~50%。
收紧的移民政策
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新加坡,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了强有力的支撑,但随着近年来新加坡经济增速放缓、竞争加剧以及人口老龄化,反移民和外来劳工的情绪日益加强。
2011年大选期间,有调查机构曾总结新加坡选民的五大不满,分别是外来移民增多、通货膨胀、贫富差距扩大、房价过高以及政治不开放,其中移民问题和社会不公首当其冲。这也被认为是2011年大选中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得票率创新低的主要原因。
据新加坡劳工部的数据,截至2011年,外籍工人占新加坡劳动力的比重为33%。很多高教育水平的外籍劳工在新加坡企业中担任要职。新加坡的服务、建筑、制造等行业也对外籍劳工依赖度较高。
此后,新加坡政府再度收紧移民政策,明显减少了外来人才的引进,劳工准入门槛不断提高,公民与PR的权益差别也不断加大。
2013年新加坡国家人口及人才署发表人口政策白皮书,提出为维持人口增长及竞争力,未来将每年输入1.5万~2.5万名新移民,目标在2020年将整体人口提升至600万,并于2030年达到650万~690万水平。
报告引发强烈反响,不少新加坡人认为政府没有处理好新移民急增所带来的住屋、交通及环境拥挤问题,国家正逐渐丧失独立民族性。
对待新移民的态度,也影响了国家的相关政策。2013年,新加坡区分公民与永久居民权益的政策进一步扩大至购屋、医疗保险及学费等领域,平均每两个月就有一个新政策出台或宣布。
比如2013年8月,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对PR实施购屋限制,规定外籍人士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后,须等3年才能在公开市场购买转售组屋,以进一步稳定组屋转售市场。
另外,“很多公民认为本来孩子小学入学时上名校的机会很大,却被移民的孩子占了,觉得自己的国家没有更多顾及公民的感受,因此呼吁政府调整小学招生规则。”洪澜说,规则修改后,外国学生上本地知名小学的机会就变得非常小。
而政策的收紧,或许会对新加坡的未来竞争力产生损害。英媒曾报道称,在未来五年内,新加坡退休人数将超过开始工作人数。到了2025年,新加坡人口数量将会缩减。而外来移民的被迫减少,正成为新加坡经济发展的一个难题:雇用员工变得更加困难,许多公司搬离新加坡,新加坡的繁荣经济将一去不复返。
新移民的融入
英媒援引的数字显示,2014年新加坡外来劳工人数被削减,只剩2.6万人。这是2011年的1/3。报道称,新加坡向来被认为是商业友好型国家,但是其对外来劳工的限制已使本国的劳动力危机更加严重,特别是在制造业、服务业还有建筑行业。
8月3日的《联合早报》报道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名为《与总理对话》的访谈节目中表示,“如果没有外籍工人,我国的经济会受到冲击,进而影响生活。如果我们有很多外籍工人,经济将表现不俗,但却会有其他社会压力,这些非常真实却无法被接受的社会问题必须严肃看待。”
李显龙说,作为政府,必须处理这个课题,其中没有简单的选择。但是,李显龙也表示,政府其实也可力求在身份认同、经济发展和各种需求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每隔几年检讨并调整政策。
为使新移民更好融入新加坡社会,新加坡政府于2009年4月成立了新加坡国民融合理事会(NIC)。国民融合理事会提出“三开口号”,即“开放门户、敞开胸怀、开阔思想”,并制定具体措施,协助新移民更好融入社会。
与此同时,宗乡社团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1986年,在政府的支持下,由福建会馆、潮州八邑会馆、广东会馆、南洋客属总会、海南会馆、三江会馆及福州会馆联合发起了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该总会官网显示,目前已有205个会员团体社团。
2008年,洪澜和一个新加坡当地人结婚,自己的两个孩子也都成为新加坡公民,由此开始更深入融入当地社会。
和先生一起,洪澜加入了福建会馆,在会馆里,洪澜说,大家会在工作和生活上互相帮助。“作为会员,再加上一定的义工时间,子女还有机会就读会馆下面的学校。”
洪澜说,大部分新加坡人都很善良友好,大部分新移民也都是努力积极向上,热爱新加坡也愿意为社会做贡献。“新移民其实很想融入新加坡,但和小时候玩游戏一样,一个团体也不会那么快接受新成员,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慢慢改变。”洪澜对这些情绪表示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