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曾问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国际商务专业人员’是做什么的?你有这个资格许可吗?”钟山摇了摇头。总理笑着说：“连你都没有资格，这个资格许可不是莫名其妙吗?”实际上，如此莫名其妙的职业资格许可并不罕见。近一年半来，人社部已分三批取消了149项职业资格，据称今年年底将实现取消量超职业资格总数三分之一的目标。
职业资格是对劳动者实施职业技能的鉴定。自我国上世纪90年代实行该制度起，2亿余人参加了相关鉴定，正面效应有目共睹。然而，二十多年的运行中，弊病也积累了不少，首要之患便是多至泛滥。先看门类设置，房地产经纪人、品牌管理师、土地登记代理人、矿业权评估师……名目花样百出。固然有些是必要的，但也有很多难免于巧立名目之嫌。此风不禁，以后怕三百六十行，行行要考证。再看鉴定机构，从中央部委到行业协会，从专业学术团体到国外机构，甭管有权没权、资质几何，都有证可发。“证”出多门，含金量难保不跟着打折。
初衷良好的制度设计之所以陷入如此窘境，根源在于有些部门用权失当，越位乱作为。以为设置些职业资格认证，便履行了监管之责、刷了存在感。况且，借此机会可理直气壮地创造收益，甚至带动培训、挂证等相关市常不夸张地说，多一个资格考试，无异于多了一个小金库，一举两得，着实美哉。只是，权力任性，苦了百姓。滥设关卡，加大了广大求职者、劳动者的就业成本，助长了用人单位“证书化”的评价标准。从长远看，贻误的是市场机遇，削弱的是公平公正。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的“开门第一件事”，被视为“牵牛鼻子的改革”。在此背景之下，对职业资格认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控制增量、削减存量，就是为了清理权力的模糊地带，切断权力寻租的潜在可能，让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当然，职业资格认定不是要取消了之、撒手不管，关键是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有所为有所不为，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比如，律师、医生、教师等职业，专业性强，素质要求高，又往往涉及公共安全、国家安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必须坚持严格设置准入门槛。相比之下，很多一般性职业和技能工作，设置这样那样的准入资格，并无必要。既有的各类考试或可转变为水平评价，或可直接取消。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部门也应逐渐抽身，将评价权更多地交给市场和业界。说到底，把该清理的彻底清理掉，把该严管的管到底，让职业资格认定规范有序，含金量十足，才能最大程度地释放“证”能量。
